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北部属晋察冀边区，南部属晋冀鲁豫边区，两个边区政府实行了许多新的政策制度，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但是，从太行山根据地的历史看，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而要转变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封建迷信思想则不那么容易。日军不断扫荡，烧杀抢掠，制造无穷无尽的灾难，凡日军魔爪所伸到的地方，毫无例外地都成了悲惨的人间地狱。而日军又利用这种恐怖气氛发展邪教会道门，编造谣言，藉以实施其侵略意图。这种现实一度给根据地建设造成很大的麻烦。
当时的封建迷信组织多种多样，名目繁多，扑朔迷离，不易辨认。有的会道门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因民众贫困落后，没有文化，便滋长起来。有的是抗战初期，因日军突然侵入，国民党军队溃败，农民于兵荒马乱之中为抗御溃兵土匪骚扰所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日久便产生了弊端，或者是汉奸混杂其中实行操纵，或者被日军欺诱把持；也有的变成了地痞土棍，鱼肉乡民、反抗政府；还有日军直接组织的，改头换面，利用封建关系，散布迷信思想，愚弄落后群众，麻痹中国人的抗日意识，破坏抗日战争。一时形形色色的封建结社，或秘密或半公开地活动着。
究竟会道门有多少，据当时调查，仅黎城县就有“不下40多种”。这些组织到1940年后多为日伪操纵或直接由日军所控制，原来单纯的封建结社变了质，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组织，而背后则受敌特务机关新民会的指使。敌人在孟县秘密组织的红枪会，开始由特务人员出面拉拢，继之打出了“反对八路军”的口号，目的是破坏抗日工作。他们拒缴救国公粮，捕杀抗日志士，日军所组织的“大东亚民族解放耶苏教”，便藉宗教巧立名目，麻痹中国民众。所有这些会道门的组织是很严密的，其头目无一例外地都在极力神化自己。
这些封建结社名称和组织形式不尽相同，但诱骗群众、鼓惑人心的手法几乎完全一致，都以虚构的自然灾害吓唬无知的农民。其惯用手法是宣称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入了会道就可以躲灾避祸。如1942年，个别地方发生鸡瘟，会道门造谣说：“大劫大难已临头了，现在已有鸡瘟，将来鸡瘟后是猪狗瘟，猪狗瘟之后，就是人瘟了，若不赶快参加会门，大劫难逃。”这些荒诞古怪的谎言，四处扩散，总会在群众中有市场的。不少地方信教的人突然增多，相当多的人对日伪伪造的神顶礼膜拜。日伪还计划1942年三个月以内要在易县发展130盘教徒。
明目张胆为日军侵略铺路的是大东亚民族解放耶苏教。该教大肆宣扬“圣战”，“参加吧，参加后日本来了不烧不杀”，“人打我不还手，人骂我不还言，自有天堂降吉祥”。日军规定每七天到城里礼拜一次，各村派代表参加，凡入该教者，每人发一入教证书。佛教会的总领、分领和盘主们除了宣扬日本人来了不烧不杀的口号外，还说“修好了，过金桥，过银桥”。这是秉承日军的意旨讲的。日军说：“我们要的是现在，我们把将来让给你们。我们只要肉体和实惠，我们把灵魂和口惠让给你们，让你们去说什么天堂地狱，只要没有人再来反抗。”从精神上、意志上麻痹中国人民，是日寇最毒辣的一招。
这些所谓的会道门都有敛财之术，所敛之财供其挥霍。如加入佛教会，开始要交1元挂号费，接着就是香钱、油钱、买命扎根钱，3元、5元、8元、10元不等。会员要升红草、黑草，起码要交3元，升盘主起码要交4元。涉县梁家岩、西坡一带的佛教会员每人每月要交5角以上的会费。加入金钱道的，除了要花4元钱买一张杏黄色的布质牌号外，还得摆供发誓，一年摆供8次，每摆一次供最少得花一二十元。这些供礼均被道首分享了。
入道后会员成天练功，求神念佛。日伪通过他们刺探军情，阻碍抗日政府法令的实施。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反对敌伪抓丁，发动青年分散到山沟中去，他们则欺骗群众到敌据点中去拜佛。汪精卫是头号汉奸，根据地发动强大的反汪运动，他们却说汪不是汉奸，是假投降。治安军是日军的爪牙，他们却宣传治安军就是中央军，是抗日的。凡此等等，都混淆视听，模糊敌我界限。在冀西、漳北、太南一带，各类会道门都在散布“屈服”的观念，逼迫群众投靠敌人。他们利用各种偶然事件兴风作浪，如见树出水，便造谣说“菩萨”哭了，要遭大殃，以期造成社会恐怖，为其举行叛乱作准备。
1941年，黎城离挂道认为叛变的时机成熟，借口公粮重，负担不起，组织其信徒，发动叛变，攻打县政府、公安局等，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了，它发生在太行山根据地腹地，震动很大，人们从此对封建结社有了清醒的认识。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鉴于各地秘密会道门组织已日渐为日军汉奸所利用，于1942年4月颁发布告，除重申保护宗教、尊重人民正当信仰及维护人民正当结社外，对于一切受敌伪利用之秘密结社，则按照政府之规定严加取缔，布告的主要内容是：
一、凡本边区内违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后迷信组织，如八卦道、大仙道、孔子道、长毛道、还乡道等，或其变相化名之组织一律取缔，并宣布解散。
二、受敌利用，组织会门造谣群众，图谋破坏抗日秩序，执迷不悟者，一经查处，均按汉奸处置。
三、假借会门、道门，建坛设祭，敲索人民金钱（如收香钱）者，予以诈财之惩处。
四、凡远赴沦陷区（平津、太原等地）受敌奸所组织之道教、佛教等总会训练者，应向各级抗日政府声明，请求登记，悔过自新，不得再行活动。
五、凡参加会门道门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
根据地军民以这一决议为武器，在太行山区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许多的会道门徒经过了一段痛苦的路程，如梦初醒，从迷雾中走出来，各种封建迷信结社相继瓦解。
中共黎城县委和县政府根据当时形势和历次布告精神，对运动道首进行严厉打击，镇压了常花庭、赵连城等7名会首，对受蒙蔽的骨干道徒集中整训，重点教育，一般道徒声明退道不予追究。1942年7月22日，政府再次发出布告，号召逃往敌占区之离挂道和参加伪组织的人员，必须在10月15日以前回家，向政府声明，政府不咎既住，并保证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若执迷不悟，甘心附敌，逾期不回者，政府当按其情节之轻重，予以严惩。但声明假如他们能悔过返回，政府仍本一贯的宽大政策，决不严惩。
黎城孔子道头目李瑞云是一个汉奸，经多次审讯，李对于暗中勾结日军阴谋暴动、破坏抗日政权等情均供认不讳，县政府呈请边区高等法院批准，于4月19日执行枪决。
邢台等地采取群众自我教育、辩证等方法来摧毁金钱道。1943年1月21日晚，组织群众以道好还是农救会好为题，拿农民运动六大纲领和金钱道的欺骗宣传相对照，展开讨论。受骗的道徒纷纷发言，剥开了金钱道的画皮。
涉县二区配合当地驻军于1942年10月15日对东西辽城以下20余个村庄实行抽查户口的办法，结果在索堡郝家廷家中查出九宫道会门的请神秘咒与七方八度（即分组）名单。在西辽城发现九宫道会李暮财、长毛道杨占魁的骗人符咒。在星桥天主堂内搜查出大批敌人的传单和日军骑兵团的团旗。
漳北第5专署和当地驻军一起破获了涉县梁家岩、西坡村等地的大东亚佛教会，其主要分子赵文礼、刘国权、赵东起、赵何泉等全部被擒。不少误入了圈套的人，明白了该组织的性质后已暗暗退出，其头目被捕后，只梁家岩一地即有30余人自首悔过。
正太路以北地区的佛教会会员经过抗日政府、团体的宣传教育，同时进步的子女说服自己的父母，有经验的父母动员自己的子女不要再受骗，绝大多数的会员和头子都醒悟了。到1942年5月底，龙华五区已有1500多人自动脱离，占佛教会全体会员的90％以上。
太行山抗日民主政府对于反动的迷信组织采取果断的消灭政策。对于含有封建迷信的结社，如行动无违反法纪，亦无破坏抗战，则积极争取，耐心地说服教育，引导其参与抗战。凡被骗胁从之徒，或为生活所迫误入歧途之分子，均给以洗心革面的机会。当时革命领导者对各会门及其教徒都有清醒的分析，他们认为会门中的道徒，大部分是一般质朴的农民，其中不乏义侠之士，富有民族意识，不甘为虎作伥。黎城境内先天道态度的转变，就是突出之一例。该道道首杨忠、杨从善等看到各地会门大都被敌人利用，助纣为虐，破坏抗战，恐受敌诱迫，毅然向政府声明，自愿取消先天道名义，解散组织，并将道内公款的一部分捐助政府，帮助抗战事业。就是敌占区彭城的先天道，除了其头目是汉奸外，大部分会员对敌伪统治均感痛苦，尤其对敌特务队、宪兵队、伪反共自治团对群众的骚扰极为痛恨。柳村的先天道终于和莲花山伪自卫团及彭城敌人发生冲突。磁县日军曾往石桥村抢粮，并捕捉该村先天道徒充当炮灰，道徒遂群起反对。
使一时受蒙蔽愚弄的群众脱出陷阱仅仅是治标的办法，要使迷信真正消灭则是一长期的任务，还需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1939年8月27日《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社论对此有一番精彩而深刻的论述。其中讲到，治本之道首在改善民众生活，提高民众之政治文化水准，破除民众之迷信观念，民生既经向上，教育既经普及，则一切妖道邪说不攻自破，更无欺蒙群众之魔力。其次还要开展群众性的除奸运动，提高群众对汉奸的识别力，提高群众的警惕性，使人人有同仇敌忾之心，个个有视奸为仇的情绪，则敌寇汉奸自亦无法施其伎俩，这是巩固根据地永久根本的重要任务之一。太行山根据地在战时，把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放在首要地位，在乡村中普遍开展新文化运动，运用各种形式提高群众觉悟和文化水平，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社会风气的转变要经过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通力合作，一面由政府下达命令，一面由教育机关和群众团体在下面动员起来，向迷信步步进攻，必然所向披靡。
猖獗一时的太行山会道门被消灭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根据地在文化思想上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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